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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耕者

南山无菊,北冥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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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骚乱的反思-5  

2011-08-19 23:18: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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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骚乱的反思-5 - lls1971 - 东山闲人的博客

 

五、社会制度如何可欲:从自由的“主义”到平等的自由

 

从本质上讲,“主义”不是“学术”。一种“主义”被自觉地提出,目的不是为了供少数知识精英在书斋里玩味咀嚼,而是为了促成某种行动,进而谋求或巩固特定形式的政治—社会法权。很显然,一种“主义”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自己的目标,关键要看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染人和说服人。

在反君主专制的政治革命时期,自由主义关于“免除无理强制”的价值诉求,甚至可以给那些不为生计犯愁的人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但问题是,它在获得了政治—社会法权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之后,该怎样向那些为生计犯愁的人展示道德感召力呢?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庞大的弱势群体,能从失业的窘迫中  无奈地体会自由选择的乐趣吗?面对市场的失灵以及由这种失灵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难道就只能以莫管闲事的消极姿态来标识自己的自由性质?

19世纪末至今,这类问题在西方社会的集聚式爆发,对自由主义纲领构成了严峻挑战。仅仅从“消极”的意义来理解自由,以为自由是现成的仓库,只需开启紧锁的大门,便能使其中的珍宝完全展露出来,这种观念不仅缺少历史的眼光,更放弃了现实的社会关切。在集权政府对经济运行实施强力干预的情况下,打破这种管制当然可以使企业家的创造潜能得到自由释放。但杜威争辩说,随着政府的管制降至“守夜人”的水平,放任式的竞争合乎逻辑地发展为垄断,那些财阀和大亨已自由到操持中小企业和底层民众生杀大权的地步,这时候还一味地要求政府不得进行“无理干涉”,岂不是将所谓的“消极”自由变成僵化的教条吗?在这种背景下,顽固地持守这一教条,只能使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新的压迫源泉的“假自由主义”。

究竟什么才算自由主义之“真”,何者为自由主义之“假”,当然不能仅听一面之词。从理论逻辑的纯粹性和完备性方面来评估,或许伯林对自由的理解更加准确。按照伯林的看法,在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宪政制度下,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渴望温饱而不能,我们可以定义他缺乏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却不好断言他没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一件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混淆不得。“自由就是自由,既不是平等、公平、正义、文化,也不是人的幸福或良心的安稳。”同样的道理,自由丧失了也就丧失了,不可能因为得到物质财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原封不动地将自由换回。所以,伯林强调,“自由”只能被恰当地理解为一个免受无理强制的“消极”的防御性领域。

毫无疑问,对身处政治社会的个人来说,拥有这样一个防御性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伯林的辩护重点在于“自由”,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主义”。历史经验表明,一种“主义”的合法性,并不仅仅取决于纯粹的学理思辨,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众的自愿认可。即便采纳伯林的论点,不把获得幸福的“能力”的匮乏等同于追求幸福的“自由”的缺失,那也没有使棘手的难题得到多少缓解。几可断定,在一个没有“能力”获得幸福的人的心目中,所谓追求幸福的“自由”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但是,能人和强者喜欢这种自由。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政府的外在干预。这不但因为,政府限制越少,他们的自由空间就越大,更重要的是,自由空间越大,他们大展宏图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此看来,法理上同样的“自由”,对强者和弱者却有着迥异的“价值”。问题的要害在于,当强者和弱者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竞争性关系的时候,为“自由”辩护,也就差不多等于为“强者”辩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说得很明白,“许多人似乎被那些存在于世上的不幸和悲惨所吓倒了。然而,只要人的劣根性存在,它们就不会消失。有许多人害怕自由,尤其是由竞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由;他们将之视为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它严重地影响了弱者。他们却没有发觉,此处的‘强者’、‘弱者’是不需要其他定义的名词,它们就是‘勤奋者’和‘怠惰者’、‘节俭者’和‘浪费者’的同义词。更重要的,他们也不曾发觉,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了,那便是‘不适者生存’。前者是文明的法则,后者却是反文明的法则。”

按照这套说教,在自由竞争中,强者不仅因为能力出众而获得成功,更因为获得成功而代表了文明进步的方向;反过来,非但不应同情遭到淘汰的弱者,而且应为他们遭到淘汰而击节叫好。显然,如此残酷的“自由”逻辑,已经与平等、博爱的人道理想相去甚远了。它骨子里有一种褒强贬弱的乃至恃强凌弱的强盗气味。从这个角度来看,柯亨说“贫穷的人是不自由的人”,也许是对“自由”意涵的越界引申;但这种引申却是拯救自由“主义”的高明策略。若拘泥于伯林式的严格界定,那只能说: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也不是富足。但在贫富分化带来严重社会紧张的背景下,恪守这样的自由无异于自掘坟墓。

只有真正重建 “自由”与“贫穷”的联系,将“自由”同“平等”挂钩,才能使那些弱势群体真切地感受到理性之光的温暖。柯亨“积极”地理解自由概念,即不仅把自由看做个人不受强制的“消极”的防御性领域,而且从概念分析入手,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将自由视为个人“积极”追求并获致幸福的能动性作为。鉴于普通民众追求并获致幸福的能力严重不足(即金钱的缺乏),因此,政府(或其他的社会组织)要在贫困救济、就业安置、福利保障、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有更多的责任担当。从政策之下的深层层面来看,对普通民众追求幸福的“可及优势”给予积极促进,就必须把自由与平等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积极扩充公民的权利清单。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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